“文史学者无论是着书立说还是讲学，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用知识贡献社会，服务人类的长远发展。”

2024年5月11日，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立群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金明达摄）

20多岁时，王立群在河南省开封市一所厂办小学当老师。他从操场上捡到一套废弃的《史记》。他万万没有想到，61岁的他会因为在《史记》上的演讲而成为著名学者。

学术圈外，人们称这位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为“一点文火”，因为他讲课雄辩引人入胜，也因为他大器晚成，一举成名。在学术界，他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文选》学术研究会副会长，也是一位著述颇丰、出版著作众多的学者。

如今已经八十多岁的王立群还经营着自己的抖音、新浪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希望借此灵活传播知识。最令他欣慰的是，他带领团队的《〈文选〉汇校汇注》项目即将结束。该工程历时10年，累计生产图书3500万字。如果一本书按50万字计算，那就是70本书，如果一本书按35万字计算，那就是100本书。算是综合性的《文选》藏品。

“文史学者无论是着书立文还是讲学，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用知识贡献社会，服务人类的长远发展。”王立群近日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表示，“我还有研究项目，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写出一些有价值的文章。”

从文学照见历史

《瞭望东方周刊》：《王立群读〈史记〉》系列已修订，最近出版了精装版。主要修订内容有哪些？

王立群：主要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定位。

比如新增了对项羽的评价。我认为项羽不仅是一个战士，而且还是一个有善良心的战士。鸿沟对峙时，项羽在与刘邦对话时说：“天下匈奴、匈奴，只有我两耳之久，我愿挑战汉王，男女之争。”我不想为天下人民承受父子的后果。”他认为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苦难。如果自己受了很大的痛苦，还不如单独和刘邦决一死战，别再让老百姓受苦了。由此可见，他并不是一个仅仅为了争天下而关心百姓生死的人，而是具有仁慈的品格。

《史记》中有关项羽“不愿渡江东”的记载（马剑/翻拍）

《瞭望东方周刊》：《史记》对后代有什么影响？为什么它能持续？

王立群：首先，《史记》是从古代历史写到汉武帝的。是现代人了解这段历史不可多得的史料。如果没有《史记》，这段历史对后代来说可能会变得模糊。

另外，《史记》运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法，鲁迅老师称之为“史家的绝唱，无韵的离骚”。司马迁用文学手法写历史，以写人为重。因此，读《史记》时，常常感觉人物记忆犹新。

例如，赵氏孤儿的故事后来成为中国小说、戏曲的经典故事蓝本。在《史记·晋世家》中，这个故事与《左传》中的记录高度一致，没有丰富的细节。但《史记·赵世家》的文学色彩很浓，写的是寻找、营救孤儿的全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前者更可靠，因为它有《左传》个支持证据，但激发后人创作灵感的却是后者的文学色彩。

这些文学手法处理过的部分，或许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但却让故事变得更加迷人、更有生命力，让人更加喜爱。

王立群：治学立身、弘扬经典

《史记》：您如何看待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王立群：当历史事件发生时，人们看到的历史是由后来的记录者建构的。不同的立场、角度、观点导致同一事件的叙述过程和结果存在差异。因此，探究原始的历史现实是困难的，这就涉及到“谁建构了历史，就是历史现实”的问题。

而当历史被建构、文学被传播时，文学就有了自己的视角。以三国史为例，陈寿的《瞭望东方周刊》是原始史料，《三国志》中的描述有所不同；而文学作品《资治通鉴》在讲述三国历史时产生了新的诠释，后来的歌剧也以此为基础不断改变历史；如今，中国人普遍接受的三国故事与《三国演义》的记载有很大不同。

人文学科解答“为何而活”

《三国志》: 是什么让您成为一名文史学者？

王立群：我其实是一个理工科的人。高中除了数学、物理、化学外，我几乎每个学期都取得了满分。

高考时，院长建议我报考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作为我的第一志愿。最后我没考好，然后去一家厂办的技工学校应聘教师职位。面试的时候，我从头到尾教了考官整本平面三角形的教材。考官很惊讶，就接受了我。但后来，因为厂领导认为我一个高中毕业生去教职高不合理，就让我去小学教书，我教了7年。

1978年，学校恢复招收研究生。具有高中学历者可申请。在准备期间，我自学了高等数学。我能理解，但进展缓慢。两个月后，我决定转文科，报考河南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我选修了必修科目。我借了所有的大学教材，自学了一年。

不久前，在我80岁生日那天，河南大学查出了我的考研试卷原件。当时我专业课60分，政治91.5分。政治老师后来对文学系说，你要王立群吗？你不想要我们的政治部门。其实我只复习了4天的政治，但在之前的工作中，我每周都会看报纸，认真记笔记。我考试的高分就是靠这样的积累。

《瞭望东方周刊》：如今，网络上仍然存在着关于“文科之争”和文科价值的讨论。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立群：我的基本观点是，理科生应该接受一定的文科基础教育，选修一些文史哲课程，这样才能明白如何真正成为一名科学家。

理工科人才不能只了解自然科学，因为人们还面临着“人为什么活着？人活着想实现什么价值？”等问题。在理工科专业的教学中，从本科到博士阶段，都没有课程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理工科学生只有学一点文史哲，才能拥有更完整的知识体系，才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您认为一个人可以从文学、历史、哲学中找到人生的价值，而不仅仅是知识吗？

王立群：是的。我国许多优秀的老一代科学家都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通晓中外历史，甚至在古典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修养。因此，他们对人生价值和民族复兴有思考和追求，愿意放弃国外的优待，回国报效国家。

缺乏人文素养，只拥有理工科的专业知识，可能会让知识成为毁灭人类的工具，这是非常危险的。做科学工程研究，也要有底线。什么是不能碰的，什么是可以做的。这些都需要人文教育来补充。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人类繁衍和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这是一个自然科学家应有的最基本的良知，而这些良知需要文史哲的综合知识。知识加深了。

研究是学者立身之本

王立群：治学立身、弘扬经典

《瞭望东方周刊》：您带领团队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瞭望东方周刊》。从2014年立项到现在已经10年了，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王立群：这是一个招标项目。那年有八所大学提出申请。要求投标团队首席专家列出5年内10项相关代表性成果。这在评论中权重最高。我在河南大学教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文选〉汇校汇注》是梁武帝时期昭明王萧统编撰的。这属于我的讲课范围，我一直很重视。对《文选》的研究被称为“《文选》科学”。我从1995年就开始关注它，到2014年，已经积累了近20年的成果，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专着三部。当积累了足够的成绩后，在投标过程中列出10项成绩将有足够的分量并得到评委会的认可。

获得项目比较容易，但做起来却很难。这是纯粹的语言学研究，涉及比较每个版本和每个单词，列出“这个词在某本书中应该这样使用”并添加注释“这个词应该这样使用”。《文选》自成书以来的1500年来不断重印，并流传到日本和韩国。我们在国内外都找到了版本。不同书籍的文字差异很大，项目工作量也巨大。

《文选》：文献学研究的价值是什么？

王立群：文献是文史研究的基础。首先，你需要了解基本的文档，然后阅读文档背后隐藏的含义，并对文档做出你自己认为合适的解释。这套技能是做文史研究的基本功。

历史研究者可能专注于整理文献和解读历史，而文学研究者则有文学视角。两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但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文献学都是基础知识，因为文献学可以让研究者了解不同版本文本的差异，并进行更可靠的解释和诠释。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一门需要你坐下来在旧卷子上努力的科目。是什么促使您坚持研究？

王立群：在大学，一方面需要教学，另一方面需要研究。如果没有研究，就只能重复写的东西，就很难教好课。只有深入研究，才能在大学课堂上站稳脚跟。

大学课程的重点是教师的学术理解，这必须有研究的支持。有时，教师可能不同意教科书中的观点，因为教科书无法涵盖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可能包含错误。

后来，我写了《瞭望东方周刊》论文，发表于《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1990年第1期），将山水散文的起源定位于南朝早期的地方志志。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著名学者袁行培的认可，并引用于四卷。《文学遗产》并发表评论。

有时我会嘲笑自己。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只有我当讲师时写的这篇文章改变了文学史的书写方式。但正是山水游记研究的积累，才让我开设了专门的选修课，讲课也有了分量。

以传世之心为少儿讲《史记》

《中国文学史》：您承担过国家社科规划办公室、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项目《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项目中，您会对秦汉历史融入哪些见解？

王立群：作为一名省属院校非历史专业教师，非常感谢国家社计办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对我讲解秦汉历史能力的认可。

项目相当繁重，一共20章。目前我大体想在前十九章梳理秦汉的发展历程，在最后一章总结其影响、贡献和不足。

秦汉历史为中国留下了深远的制度遗产。比如帝制，秦始皇创立的这种政治制度，从秦统一六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中国持续了2132年。秦汉时期是帝制的早期阶段。系统。虽然不完整，但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又如太极体系。 “台”指御史台，负责监督百官，“鉴”指谏官，负责向皇帝提出意见。这种监察制度起源于秦汉时期，到北宋时期得到发展和完善。因此，从制度角度看，秦汉历史是值得研究和讲述的。

王立群：治学立身、弘扬经典